“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，一言或可以兴邦，一言也可以丧邦”。他们也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人，也极有责任心。在他们看来，只有“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”时，才可“出之于口，笔之于书”。

　　就在你来我往的论战中，胡适去清华大学，见到了蒋廷黻、吴景超、叶公超等人。他们一起到蒋廷黻家中喝茶，钱端升正好也从天津来，大家谈的很高兴。

　　蒋廷黻对胡适说：“昨夜翻看《独立》，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。只此一点，《独立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。”

　　到1934年1月底，由于蒋廷黻正准备出国，这位“独裁派”的主将离开，这场“论战”也似乎要进入尾声了。只是，论战并没有真正结束，因为胡适又写下《政治统一的途径》一文，仍是针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。

　　文中言道：“……现在可以回到我上次提出的问题：如何能缩短这个割据时期？如何能在这个割据时期做到建国的大事业？换句话说，假如此时没有用武力统一的希望，我们还有法子建设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来吗？我们设想的统一方法，……只是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，来逐渐造成一种对国家‘公忠’去替代今日的‘私忠’。”

　　这里说的“政治制度”，指的就是“国会”。

　　胡适认为“要各省选出的人来统治中央，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，来监督中央，帮助中央统治全国。”

　　这一“设想”在蒋廷黻看来，未免有点理想化，因为“人民不要选举代表；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。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，……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……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。”

　　胡适抱憾蒋廷黻的这些话是带有“成见的过虑”，他问道：“一连兵诚然可以解散国会，……然而曹锟要做大总统，他用一连兵就可以包围国会了，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？……何况有了贿选的国会，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，有一连兵解散得的国会，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。”胡适甚至认为，即便“各省要捣乱，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捣乱”，这无论如何，“总比‘机关枪对打’要文明一点”。

　　1934年年底，《东方杂志》推出新年“元旦号”征文，向胡适约稿。题目出得很大——“过去一年之回顾”，胡适只好挑选了一个认为自己可做的题目，这就是后来发表在《东方杂志》三十二卷一号上的《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》一文。

　　这篇综述性的文字记录了自1933年年底以来这场“论战”的实况，同时也表明，这是一场未经任何“策划”的论战，完全是在当年“国难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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