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鲜十多年，常和西方人打交道，他和清廷那些井底之蛙视野怎么可能同日而语呢？

　　早在一八九五年七月，袁世凯就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，并替康有为把万言书呈递给荣禄。

　　一八九五年八月，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时，他是参加者之一，而且是积极分子。曾为学会捐款五百元，还发动别人捐款。

　　一八九七年十二月，袁世凯上书支持变法的翁同龢，并公开宣称：“时局危险，必须变法，变法之政一时难于毕举，应选择用人、理财、练兵三项着力变革。”

　　事后不久，袁世凯继续上书：“中国目今情势，舍自强不足以图存，舍变法不足以自强。……各国之所以富强者，不过用变法之人，行变法之政；我之所以贫弱者，不过用守旧之人，求变法之治。”

　　一八九八年三月，袁世凯还在和翁同龢讨论变法。

　　有明文记载，说袁世凯是“其言必亡必分之道，必须大变法，以图多保全数省”。

　　不但如此，在变法初期，他仍然是变法的极力鼓吹者。

　　同年的八月二十四，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决定十月前去天津阅兵，京津一带盛传着天津阅兵时荣禄将要废除光绪的传言。

　　要废光绪，对于老佛爷来说，易如反掌，为什么非要等到天津阅兵呢？显然这是无稽之谈，是谣言。

　　但这是谁造的谣呢？维新派和保守派都有可能。

　　如果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，目的在于激化矛盾，促使改革派采取进一步行动，尽快搬开改革的绊脚石。

　　如果是保守派，目的同样是为了激化矛盾，制造紧张空气，引诱改革派采取过激行动，给镇压改革派找到下手的借口。

　　无论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还是保守派，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。

　　因为，维新派满足了他们的心愿。

　　康有为也好，梁启超也好，他们再书生气，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些个人是赤手空拳，也知道他们所倚仗的光绪皇帝，手里有多大的权力？

　　听到传言，维新派这些书生谎了手脚，他们要给自己找抓手，他们要抓枪杆子。

　　他们是不是也知道，在体制落后的国家，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国家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

　　他们很快找到了目标——袁世凯。

　　因为，在手握重兵的人中，袁世凯是个唯一的改革派。

　　在康有为看来，袁世凯简直是铁杆改革派。

　　此前，康有为就考虑过利用袁世凯的问题。

　　他认为：“将帅之中，袁世凯夙驻高丽，知外国事，讲变法，昔与同办强学会，知其人与董（福祥）、聂（士成）一武夫迴异，拥兵权，可救上者，只此一人。”

　　但袁世凯与荣禄关系，尽人皆知，康有为又“虑其为荣禄用，不肯也”，于是派亲信弟子徐仁绿去试探袁世凯。

　　袁世凯让徐世昌接待，徐世昌都是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应付。

　　自以为是的徐仁绿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离间了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，于是就有了康有为遂代徐致靖拟了一个密保练兵大员疏，向光绪皇帝举荐了袁世凯。

　　又让谭嗣同递密折，请召袁世凯进京，结以恩遇，以备不测。

　　九月11日，光绪皇帝命荣禄传知袁世凯来京陛见。

　　袁世凯虽然是打心眼里赞成变法的，但他和康有为等人不同的是，头脑还能保持冷静。他要想得更多些，更要权衡厉害。接到荣禄的通知，在这种敏感的时候，皇帝的召见肯定是不同寻常。

　　袁世凯马上通知徐世昌来天津，然后派他到京城打探消息，他要知道实情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朝廷內部反对改革的人越来越多，光绪皇帝明显感到，老佛爷反对变法的态度越来越强硬。

　　光绪皇帝自知自己权力有限，在朝堂的影响力有限，非常惊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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