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凯，任洋务总文案献，成为袁“运动亲贵，掌握政权”的马前卒，持续十数年受宠不衰，被袁视为心腹，且素称“智囊”。

　　据说当约法会议成立时，袁世凯本来是打算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。

　　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燕孙是国民党首领，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”。

　　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：“他不合做这事。”

　　杨度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，杨拟任交通总长，被粱冷冷地向袁说“皙子对交通外行”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。

　　民国三年初，总统府中粤、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，三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：

　　“别人骂我黄老主义，我实在无所谓。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。那时，项城已下野，文敬（指其兄杨士襄）正任北洋大臣，所以我不能马上走。张文襄竟说：‘两柱虽移植其一，中间则仍留一线。’两柱指项城和庆邸（奕劻），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。

　　“武昌起义后，派我当议和代表，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，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，所以我辞职不干。过去两年间，我住在上海，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。

　　“项城再三电召，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，既来则安，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，更无所谓，既无做官的必要，亦无不做官的必要。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，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。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，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。”

　　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，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。当时北京**虽有财政总长，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。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世凯为召集人，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。

　　熊希龄内阁垮台后，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，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。

　　有一天，袁世凯对梁士诒说“财政窘迫若此，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。”

　　梁答：“请总统吩咐，要多少才够？”

　　袁说：“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。”

　　梁答：“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。”

　　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。

　　两杨反梁的得意之举是迎合袁的心理，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。因为这样一来，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，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，也是一着绝妙好棋！

　　高处不胜寒，梁士诒虽然权重，可是处境也很危险，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。

　　这份剪报是**《字林西报》的一篇专稿，描写梁的权力，全文如下：

　　“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，是为袁总统，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，实为梁秘书长。梁士诒者，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。其人赋性坚定，才具极圆滑，不喜大言高论，但求着着踏实，步步为营，以至水到渠成，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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