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可敌国正文卷第七五九章衍圣公的作用这就不得不简单提一下,文法吏和儒生的漫长斗争了。
后人都以为,科举取士始于隋唐,但其实用文化考试选拔官僚的方法,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。选出来人才,就是文法吏。
这些人一般出身小地主或没落士人,通文墨但不读经史,而是专修法条、律令之类。通过考试之后,他们可以马上执行具体行政事务,所以在压力拉满的战国时期,深受各国君主的喜爱。
李斯、李悝、申不害等一批战国名臣就是其中杰出代表。
最重用文法吏的,便是接受了法家思想的秦国,而秦王也在这帮高效严酷、崇尚严刑峻法、赏罚分明的文法吏的辅佐下,奋六世余烈,一统六合。
当然,秦朝的灭亡,也跟文法吏过于严酷有关。别的不说,陈胜吴广刘邦,都是因为耽误了朝廷的期限,按律当死,才造反的。
所以到了西汉,皇帝一面继续重用文法吏治理国家,另一方面也开始将儒生引入官僚体系,来教化百姓,柔化统治,以避免重蹈暴秦的覆辙。
因此汉朝的官僚队伍,便分为对立鲜明的两大群体,文吏和儒生。文吏依旧掌握着国家机器,儒生却在董仲舒‘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’之后,垄断了话语权和释经权,渐渐占据了上风。
及至东汉后期,名士集团崛起,士林舆论渐能操纵选官,施行几百年的‘以能取人’的选官制度,变成了‘以孝行品德取人’。
这下儒生便彻底压倒了文法吏,垄断了清流高官,只将那些事务繁巨、吃力不讨好的浊官,留给文法吏。
到了隋唐,皇帝设六学一馆、分科取士,其实都是想扭转这一局面,给文法吏一个出口。无奈已经转化为文化贵族的世家大族,竟能将政策扭曲为只重进士科,让儒士依然保持着对朝廷和官府的统治地位。
儒家也随着儒士的崛起,地位不断的上升,最终在宋朝成为国教——儒教,到达了巅峰。
宋朝的儒士非但彻底垄断了官位,彻底将文法吏驱逐出官员队伍,变成沉沦下僚、永无出头之日的吏员。还要竭力抹去文法吏在历史上存在的印记。
好让后人提起读书人,就跟儒生划等号,以为历朝历代都是靠他们治理的,历史都是他们的缔造的一般……
朱元璋起先也这么认为,好在他身边有人间清醒的刘伯温。
加上儒士在元朝的影响力降至低谷,他才没有陷入儒教缔造的谎言。
而且他自己在跟随宋濂等人学习四书五经之后,也确实没找到什么治国的方子,知道光靠儒生是治理不好国家的。
再说自己都当皇帝了,凭什么还让个死了快两千年的孔老二骑在头上?到时候,那些儒教门徒肯定要像宋朝那样,把他关进圣人之言编成的条条框框里。
这是朱元璋这样白手起家的皇帝,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。于是他开始动起了‘贬儒’的心思。
洪武元年三月,徐达攻克济宁,天下大势已定,元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。早就修炼的嗅觉灵敏、身姿柔软的孔家,马上向朱老板称臣。
但彼时的衍圣公孔克坚,是元朝册封的,还当过元朝的山东廉访使、礼部尚书、国子祭酒等高官,担心会被朱老板清算,所以只派儿子孔希学去拜会徐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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